在上中学之前唯一读过的“名著”大概就只有简爱而已，后来却给其他书埋掉了。
昨天看掉了BBC的四集翻拍，又想起来小时候的激动。那时候迷女主人公迷得不行，翻来覆去读着她和罗切斯特的一段段对话，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连起床穿衣服的时候都在回味；看了剧才意识到，当时我完全忽略了对话之外的其他，原著其实是惊悚故事及罗曼史兼而有之。这说明打小时候起，简爱这样的形象就是我所希望在倒影中看到的水仙少年。直到现在也一样。
以前最喜欢的句子：
“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就象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现在最喜欢的句子：
“你可愿意掉进那个火坑，永远被火烧着吗？”
“不愿意，先生。”
“你该做什么来避免呢？”
“我得保持健康，不要死掉。”
肖索伊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生命属于个人；“我的生命属于我”，而既然“我的生属于我，那么我的死也属于我。”
这样的说法我举双手赞同，细想来好像现实差得很远：
比如说，A意图自杀，B恰好在场，自认了解A自杀的原因，并且认为其理由不成立，A的生活可以有更多可能性。那么他该不该出手劝阻？
多数人都将认为自然不可见死不救，事实上B若撒手旁观才是不道德的，按惯常伦理来说。此时，A自杀是个负面行为，被大众否定。
而对于樊尚这样有清醒意识无行为能力的人，他的继续生存往往被判断为缺少意义的，因此他的意愿更容易被尊重——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会换位思考，患者自身的想法、乃至其继续存在对其亲友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甚至威胁），这样一来，樊尚自杀的理由是更容易被接受的，这会被解释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脱。此时，樊尚自杀是个正面行为，被肯定。
然而，由此两个场景得出的冷血结论是，在目前大部分人认同的伦理体系中，是否应该阻止/帮助他人自杀（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安乐死，本质上仍是“帮助”自杀”），取决于该人的生命价值。而这个价值，在这里却并非是由其本人做出评估的，其界定资格掌握在旁观者手中，掌握在“他们”手中。
亦就是说，他人认为意图自杀者的生存仍有意义，生活仍有继续的可能性，则实施安乐死即是不道德的；反之，却是善意的表现了。
生命其实不属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属于”就是“不属于”）。这恰恰就与肖索伊医生的说法背道而驰了。
事实的确如此。安乐死的孰是孰非，法律有权决定，社会舆论有权决定，唯当事人自己无权决定。否则，帮助实施死亡的人是无法被控诉为谋杀的——他只是帮助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意识清醒的人实施其意愿，本质上，这与帮助不能弯腰的老人捡起掉在地上的苹果是出于一样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当然不能作为谋杀动机被定义。
生死的价值永远比一个苹果高。所以纠结之处其实在于执行者的负罪感，惟有执行者完全确信死比生对他即将帮助的人更有利时，这种负疚感才会趋近于零。否则，很可能这将变为萦绕不去的梦魇。而同样的质疑也部分地导致了目前关于此话题的舆论现状。因此，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人的business了。
自杀为罪在我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不考虑宗教因素的话），并且我挺想立个生命遗嘱的，或许将来这会越发普遍。上面的想法也仅仅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法律则是更为复杂的东西（何止“教唆”之类，若要为此立法，有太多的灰色地带需要划界）。然而须知，当我们仅仅就字面本身狭义地解释这个问题，立法之依据仍是伦理。那么既然法律这个东西可以让多数人来决定少数人的生死，由此想来，有些时候，我们所认识的普适的伦理，是多么暴力啊。
《沉默女王》，终于读完了第二遍。通常我不好法国人的文风。但我对这样的标题总是偏执般的喜欢，于是在季风里翻了翻，就去当当上面订了。封底的文字很不负责任。惊悚小说般的简介显得劣质、以偏概全，容易令人误解。
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一本情节刺激、高潮迭起的悬念小说，甚至其实，这不能算是一本小说，典型的法国人作派，充满了断裂的回忆、用一个个支离破碎的闪回情镜 勾勒出早逝父亲的形象——父亲在女儿心中的形象——拼图，一切的零件均是身边的物什、信上的几句话或是脑海中残留的一些场景。其实，故事的真正主人公是作者自己。这些年来，Marie Nimier所听所见的，均是他人描述刻画的面容，Marie强迫症般地要自己来追忆父亲，其实也是在描绘父亲眼中的自己。她在寻找一段延续至今的过往，为自己的迷失辨白，因为在她曾经沉默的20几年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遗忘。“父亲”始终盘踞于心底，那种传承自父亲的气味从骨子里散发出来，挥之不去。 这段冷笑话般的小说简介只有一个词用对了，这个男人是她的梦魇。
“他在我们身边的时候从不曾真正的在场，
而他离开我们的时候却从不曾真正的离开。”
关于Roger Nimier，Marie的父亲。他最有名的小说Le Hussard bleu（蓝色轻骑兵）可以看这里的 介绍。听起来，他亦是当年文学界风光一时的领袖式人物。阿尔及利亚战后，他跟萨特加缪为首的存在主义派系打笔仗；他也跟路易马奈合作写了其首部电影《通往绞刑架的电梯》的剧本；在为《新女性》做编辑时，他认识了跟他一起死于车祸的年轻女作家，也就是书中美丽的孙西亚蕾；女儿出生次日，他在给别人的信上写道：真希望那时立即把她淹死在塞纳河里，以免再听到人们说起她。
就是来自这个人的遗物，一张给女儿的明信片，上面写着：
“沉默女王会说什么？”
沉默女王是他用来称呼女儿的那个字眼。
Prix Medicis（梅迪西文学奖）创立不过半个世纪，一向青睐文风别具的年轻作家。“与众不同”是其重要的评判标准。《沉默女王》有些意识流的特 点，Marie的叙述不断跳跃，思绪所至，笔下便自然涌出。可读来却完全不觉得突兀，事实上，往往等我读到十来页后才想起来，时间、人物、情境早已转换了 好多次。这不是一本需要逐字逐句理解的书，它提供的意象是块状的，夹杂着一些心情，读完这一段，自然就知道作者想要讲的是什么，思绪随着Marie的笔触 流动。但这也不是一本适合一口气读完的书，我总是每天睡觉前坐在床上读个几十页。这是由各色零散的回忆与不断追查出的线索所拼画出的一幅影像，需要时间去细心重整，理解，但无须挖掘，所有的含义都会自己浮现。
我感动于那段关于花店女人的描写：美好的表象，这却让Marie紧张，她分明看出其下暗自涌动着严厉的浅规则，所以她执著于探问，从一个女婴到如今的母亲与妻子，这些年来父亲于她的生命中，究竟“在不在场”？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自己在父亲心中又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对于这些问题，Marie在探究之前便是绝望的，因为她所追问的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着标准答案，只能凭任臆测。其实她与读者都很清楚，终于鼓起勇气这般揭开这层纱，为的，便是给自己一个交待，也给那些过往不知所云的岁月。那个Marie曾是的小女孩，从来不敢确认父亲是不是爱她，她能做的就是天真地端上塑料煎鸡蛋，希望得到同等的爱的表示。
8月27日，出生的第二天，Marie以为获得的是祝福。在那个将爱定义为“作派”的氛围里，父亲唤Marie作沉默女王，虽然年幼的Marie言语不 多，可真正对家庭沉默的，却是父亲自己，他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他的女儿。“难道沉默是唯一的消除误解的方式？”重新构建一个形象那么困难，令人迷惑、彷徨，Marie需要一个参照形象，她想到《回家》里的那个父亲，她想到贴在墙上的撑杆跳高运动员。这些板上钉钉的形象鲜活得使人愧疚，了解他们竟比了解自己的父亲更加容易。
沟壑能够存在，是因为两边的人都不愿意跨出那拉近距离的一步。早年的冷漠让父亲的形象蒙上一层迷纱，也令Marie习惯将自己保护得太好，于是她一次又一次在驾照考试中失利。在她的梦里，父亲这个形象可笑之极，脐带暗喻着一个不成熟的尚需依靠他人的人，却偏偏有个希望以他为依靠的家庭。这能解释父亲所有不负责的行为。同他的女儿一样，他习惯逃避，他并不想要这个家庭。
很多时候，我们为别人讲道理，思路清晰逻辑完美，可是应验到自己身上呢，一样做不到。Marie说：我明白怎么开车，只是一个实践问题，一个锻炼的问题。 当Roger Nimier这个名字被Marie赋予双重含义——她敬重并且喜爱的作家，她怀疑并且生疏的父亲——Marie已经站到了沟壑中间，这里流淌的是她心中沉重的恐惧。如果你观察鸢尾花瓣的姿态，就会明白沉默对外的背后，是无力的想要遮掩内心。
灵魂的轻盈受制于身体的沉重。Marie回避了很多年。其实父亲的影响不容否认，在死讯散布的一刻便已注定。当这讯息令人坠落，心却本能地告诫自己“不能放任”，于是Marie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那种轻盈被缠绕着、被压制着，也被本能鼓动着。当她明白追忆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记忆中的所有美好，她便想知 道，自己能否分享他人眼中父亲那动人的光彩？那前提，便是理解。
这分享，不是通过死亡达成，写作也不是Marie对父亲的追逐方式。血脉的联系可以当作动机，却远不够动力。“一个如此之久的缺席”，这事实本身或许比父亲健在时对Marie产生的影响更大，毕竟，10岁的Marie会因为父亲的遗嘱里没有自己而愤恨一时，而长大的Marie只会拂手旁观父亲那个被“轻骑兵”打上标记的世界，传奇般的浪漫而且虚无缥缈。
当她终于开始重新审视，开始写这本书，她丢弃了一些破碎的拼图。过去它们也许显得色彩明烈，而现在，这些琐碎的回忆是否有助于重建父亲的形象，由Marie本人来判断。遗留在车祸现场的那只鞋，就是最后一片拼图。
“是你标点步伐，控制你的姿态，决定你的速度。”
“而不是你的父亲。”
沉默女王，她要如何才能同時保住她的头衔与父亲的亲情？她要如何在言语与沉默中找到平衡点？
我在别人的blog上，找到了最温馨的解读：
“如今，Marie Nimier已明白。
原来沉默是父亲遗赠给她的最好礼物。
这样的沉默，为她留下了建造属于自己真实的可能性。”
那么，“我”目光下的“你”还在吗？
李普曼的理论前提是人存在于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认识理解的则是根据他们的认识、理解而形成的一个虚拟世界，两者是各自独立的。而人的反应（身体或是感情上的）均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理解的基础上。
“虚假的环境是‘人性’和‘形势’的一种混杂物”。一种主观意志的投射——这就很好解释了李普曼认为人们必然会将真实简单化、模式化，提炼出某几个具代表意义的语词，而将其他丰富的细枝末节抛弃——真正的环境变化太快太复杂。而当这种理解模式被加以利用，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成了舆论的引导者
对于伟人的认识就属于这个方法论（书中李普曼也略略表达了利益集团给这些伟人塑造一个鲜明亮丽的外在躯壳的讽刺），利益的平衡才是那只真正的“看不见的手”，一旦平衡产生新的移动，高高在上的“雕塑”也就自然渐渐化为海上泡沫消碎无形了。
显然李普曼的想法是舆论的形成容易受包括个人成见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容易被控制，同时也容易被轻信、被外化为“真实”，而公众习惯于在舆论的指导下进行政治所以它对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一种环境，不如说是阻碍，是透明的玻璃罩。
所谓对少数“局内人”控制舆论的不满与控诉至今仍是有意义的。但我觉得就某种程度来说，略微有一点点过时，毕竟舆论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范畴与方式是泛化的，当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它的作用渠道时，这种作用也会被部分消解。而如今，随之社会学相关学说的普及，这种消解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并有扭转原本的导向，与之背道而驰的倾向，也许心理学家溯源会发现与人本能的“逆反”有关。
我所注意到的是，心理学中有“自我暗示”一说，与此相当契合。简而言之，即假若反复告诉自己某个观点或某个行动指向，就会渐渐相信这个观点即事实或是确切按照这个行动指向做了，哪怕这个行动本来是超过其人本身的实际能力。并且这种信任是没有外在或自我表面上的主观意志强迫得来的。
将之推论到李普曼的理论环境下。实际上，人们认识理解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在他们的行为（行动的）、建构（文化的）作用下，真实世界也在发生着扭曲形变，的确会有逐渐向虚拟世界靠拢的趋势，但两者是不可能重合的，因为随着真实世界的变化，人的认识、理解必然也会产生变动，于是又产生了不一样的虚拟世界——李普曼的原话是“决定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因素是：他们的假环境和他们内心里对于世界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简单来说有3个要素，一为真实的现状世界，一为人们的认识、理解的虚拟世界， 一为人们根据这个认识理解产生的反应，其中末项显然是最重要的沟通桥梁。当然三者间均是相互作用、影响的。
在个别案例中——例如书中例举的亚得里亚海美国海军事件——或许有人会指出，人们的反应并不会对真实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在书中这个例子中很明显，事情的真相是已逝的过去时，议员们的理解的确不会回到过去使这个结果产生变化。但也要说，这种目光是短浅的。光就事件本身来说，议员们的虚拟世界对真实世界没有作用力，但他们的反应显然是受到了党派偏见（这种偏见本身就是一种认识）的影响，而这种表现是泛化的，好比其他人也可能因此加深“参议员们有党派偏见”这样的印象从而体现到具体动作中；从另一方面说，恰恰相反的真相也会对参议员们的党派偏见产生些轻微的修正，在下一次的决策过程中就有相当大的可能看到这种影响的作用了。
认识、理解是舆论形成的根本，这是我第一个要明确的论点，其次根据上例的佐证来推论出“舆论在不断被认识、理解作出修正”也亦是可行的。因此，舆论所营造的虚拟环境正不得不（必须要强调这种变化是被迫的）变得越来越血肉丰满，换句话说，即亦有利于“局内人”的方面，亦有不利于“局内人”的方面。这种“虚拟” 对于“真实”的追赶，当然会使民主政治趋于更公平、合理，人人都能确实地参与，而真正有意为之所营造出的舆论影响力将越来越弱。
为何莫名的失落，按此看来，是体知到了个体的欠缺。小时我缺的或许是一块小点心，一段夕阳出现之前的美好时光。而现在我缺的也许是一个伴侣，一些触不及的意识与底蕴。我在长大，于是我的个性选择范畴也越因之而宽泛，然而这也意味着潜在的缺憾候选越多，越是成人，越是不满足于各种明摆着的欠缺。于是小时候，也许台阶前的一阵静默便可弥足一时的失落，而现在，丝丝缕缕的忧伤缠绕在心头，时隐时现，始终挥之不去。无力挣脱。那种想挣脱的欲望，不仅与本能的欲望矛盾，事实上也在自己的欠缺清单上添下浓重一笔。生命就在这样的层层套套中构现出轮廓。
即使已寻到了自己所谓的个体热情挥发之口，也可能像大多数个摆脱不了的梦魇一般，其个体存在终会无力配合其心，一同稳稳踏上这条路。即使如此，也感受着每一步的沉重，依然在努力，不甘放弃。虽然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倒在那个微小的通光口，那些身后细碎歪斜的脚印会否是闭眼前我最后可欣喜的安抚。最终跌跌撞撞爬出洞口，就必然能安享梦中桃花源了？也许那偿愿的瞬时蜕变，又会驱人开始新的挥霍热情的探索。
闺蜜说，麻烦伐，退而求其次，也许更轻松地存在，可是个体热情的存在何处寻去，存在而无存在之热情伴随，存在的欢欣何处依附？那我们所谓的存在，不就是行尸走肉的一段岁月罢了。
也就是我们的心，意识到了个体存在的一次性，也随之意识到了生命热情的一次性。有时我想，所有人都羡慕孩童的纯真，或许只是羡慕他们的心尚未懂得这唯一吧。大家嘴里最轻松的存在，就是在存在的先天缺憾与生命热情的后天探求间寻到平衡。而我们，大多数人，眼底不时间闪现的忧伤，竟是隐喻着失衡么？生命的忧伤，不仅限于此，平稳的存在，也必然伴随着一种不得已，是舍弃的不得已，留下只是不属己的存在感。也许所有苍白的付出都为了寻找这种属己感——在自由伦理渐渐侵蚀了根深蒂固的人民伦理后，更多的自由被赋予我们选择，生成属己的道德伦理。我们的悲哀非是源自个体存在的缺憾，而是无法维系身体存在与心灵存在一致的无力感。如果我信，个体的存在与生命热情的相遇不是偶然，如果在生命的热情尚未开化时，便接受个体存在的暗示，或许这些悲哀也不复存在。
但既然我已陷在其中，如何尚有余暇，思量这些早已不切实际的可能。
今天上佛哲，老师说，悲哀在于，理性是有限的，人却相信它是无限的。
阿德勒说，人对“自我”都有“双极”意识，于是卑劣感越烈，自我意识越强。这恰解释了我的情意结。不好意思地承认的确是“在上意志”作祟，而宁愿本能投奔安定高品质的生活也是实实在在的。在我这里，“在上”的意识，煞有其事被指向了这个目的，显得如此正当，理所当然。至于这努力本身，无疑令人身心俱疲，又一个矛盾。我不知道其中一些由偏好带来的快感是否给自己以存在的安抚。什么才是我在的热情？惰性？优越感？还是麻木？
可如果我真能探清自己的潜意识，也就不是人了。费力地活，庸庸碌碌的人。
感到迷茫，因为不知如何选择，生命的历程由一个个偶然的脚印叠现。或许几步路后，哀叹不过回到了起点。矛盾在于，在偶然成为真实的必然之前没人知道那是否一如选择前幻见的许诺。没有必然存在，各种权衡，各种考量也是各种偶然潜意识里存在的证据。可是，我总是惶恐地跳出一步，探回头看看，再追念那些曾经的偶然逝去。再绕回老路，也不过是重新屏蔽又一路的各种偶然。
所以我们应该为一切负责。
某网友提过，每天都从不同人身边经过，擦肩而过，而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那时我回答说，我错过了一些人，对方也在同时错过了我。一个人失落很自私的。我只是想我还能遇见谁。
于是，我是个口是心非的人。
书里说，个体人在自身的偶在做出选择时，有三个依据，拟人化的神，理性化的生命原则，自如的愿望。我信的是哪一个？哪一个都没有安全感的赋予，只是顺其自然（不得不）向前走。
至于那些背负着道德承负的选择，视作存在的规则。既然选择是唯一偶在的必然，这也或许就是唯一成形的人造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