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的理论前提是人存在于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认识理解的则是根据他们的认识、理解而形成的一个虚拟世界，两者是各自独立的。而人的反应（身体或是感情上的）均是建立在这种认识、理解的基础上。

“虚假的环境是‘人性’和‘形势’的一种混杂物”。一种主观意志的投射——这就很好解释了李普曼认为人们必然会将真实简单化、模式化，提炼出某几个具代表意义的语词，而将其他丰富的细枝末节抛弃——真正的环境变化太快太复杂。而当这种理解模式被加以利用，他们就轻而易举地成了舆论的引导者

对于伟人的认识就属于这个方法论（书中李普曼也略略表达了利益集团给这些伟人塑造一个鲜明亮丽的外在躯壳的讽刺），利益的平衡才是那只真正的“看不见的手”，一旦平衡产生新的移动，高高在上的“雕塑”也就自然渐渐化为海上泡沫消碎无形了。

显然李普曼的想法是舆论的形成容易受包括个人成见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容易被控制，同时也容易被轻信、被外化为“真实”，而公众习惯于在舆论的指导下进行政治所以它对民主政治与其说是一种环境，不如说是阻碍，是透明的玻璃罩。

所谓对少数“局内人”控制舆论的不满与控诉至今仍是有意义的。但我觉得就某种程度来说，略微有一点点过时，毕竟舆论对于民主政治的影响范畴与方式是泛化的，当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它的作用渠道时，这种作用也会被部分消解。而如今，随之社会学相关学说的普及，这种消解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并有扭转原本的导向，与之背道而驰的倾向，也许心理学家溯源会发现与人本能的“逆反”有关。

我所注意到的是，心理学中有“自我暗示”一说，与此相当契合。简而言之，即假若反复告诉自己某个观点或某个行动指向，就会渐渐相信这个观点即事实或是确切按照这个行动指向做了，哪怕这个行动本来是超过其人本身的实际能力。并且这种信任是没有外在或自我表面上的主观意志强迫得来的。

将之推论到李普曼的理论环境下。实际上，人们认识理解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在他们的行为（行动的）、建构（文化的）作用下，真实世界也在发生着扭曲形变，的确会有逐渐向虚拟世界靠拢的趋势，但两者是不可能重合的，因为随着真实世界的变化，人的认识、理解必然也会产生变动，于是又产生了不一样的虚拟世界——李普曼的原话是“决定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动的因素是：他们的假环境和他们内心里对于世界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发展过程。

这个过程简单来说有3个要素，一为真实的现状世界，一为人们的认识、理解的虚拟世界， 一为人们根据这个认识理解产生的反应，其中末项显然是最重要的沟通桥梁。当然三者间均是相互作用、影响的。

在个别案例中——例如书中例举的亚得里亚海美国海军事件——或许有人会指出，人们的反应并不会对真实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在书中这个例子中很明显，事情的真相是已逝的过去时，议员们的理解的确不会回到过去使这个结果产生变化。但也要说，这种目光是短浅的。光就事件本身来说，议员们的虚拟世界对真实世界没有作用力，但他们的反应显然是受到了党派偏见（这种偏见本身就是一种认识）的影响，而这种表现是泛化的，好比其他人也可能因此加深“参议员们有党派偏见”这样的印象从而体现到具体动作中；从另一方面说，恰恰相反的真相也会对参议员们的党派偏见产生些轻微的修正，在下一次的决策过程中就有相当大的可能看到这种影响的作用了。

认识、理解是舆论形成的根本，这是我第一个要明确的论点，其次根据上例的佐证来推论出“舆论在不断被认识、理解作出修正”也亦是可行的。因此，舆论所营造的虚拟环境正不得不（必须要强调这种变化是被迫的）变得越来越血肉丰满，换句话说，即亦有利于“局内人”的方面，亦有不利于“局内人”的方面。这种“虚拟” 对于“真实”的追赶，当然会使民主政治趋于更公平、合理，人人都能确实地参与，而真正有意为之所营造出的舆论影响力将越来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