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索伊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生命属于个人；“我的生命属于我”，而既然“我的生属于我，那么我的死也属于我。”

这样的说法我举双手赞同，细想来好像现实差得很远：

比如说，A意图自杀，B恰好在场，自认了解A自杀的原因，并且认为其理由不成立，A的生活可以有更多可能性。那么他该不该出手劝阻？

多数人都将认为自然不可见死不救，事实上B若撒手旁观才是不道德的，按惯常伦理来说。此时，A自杀是个负面行为，被大众否定。

而对于樊尚这样有清醒意识无行为能力的人，他的继续生存往往被判断为缺少意义的，因此他的意愿更容易被尊重——造成这个区别的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会换位思考，患者自身的想法、乃至其继续存在对其亲友所可能造成的影响（甚至威胁），这样一来，樊尚自杀的理由是更容易被接受的，这会被解释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脱。此时，樊尚自杀是个正面行为，被肯定。

然而，由此两个场景得出的冷血结论是，在目前大部分人认同的伦理体系中，是否应该阻止/帮助他人自杀（不管是何种形式的安乐死，本质上仍是“帮助”自杀”），取决于该人的生命价值。而这个价值，在这里却并非是由其本人做出评估的，其界定资格掌握在旁观者手中，掌握在“他们”手中。

亦就是说，他人认为意图自杀者的生存仍有意义，生活仍有继续的可能性，则实施安乐死即是不道德的；反之，却是善意的表现了。

生命其实不属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属于”就是“不属于”）。这恰恰就与肖索伊医生的说法背道而驰了。

事实的确如此。安乐死的孰是孰非，法律有权决定，社会舆论有权决定，唯当事人自己无权决定。否则，帮助实施死亡的人是无法被控诉为谋杀的——他只是帮助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意识清醒的人实施其意愿，本质上，这与帮助不能弯腰的老人捡起掉在地上的苹果是出于一样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当然不能作为谋杀动机被定义。

生死的价值永远比一个苹果高。所以纠结之处其实在于执行者的负罪感，惟有执行者完全确信死比生对他即将帮助的人更有利时，这种负疚感才会趋近于零。否则，很可能这将变为萦绕不去的梦魇。而同样的质疑也部分地导致了目前关于此话题的舆论现状。因此，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人的business了。

自杀为罪在我看来是极其荒谬的（不考虑宗教因素的话），并且我挺想立个生命遗嘱的，或许将来这会越发普遍。上面的想法也仅仅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法律则是更为复杂的东西（何止“教唆”之类，若要为此立法，有太多的灰色地带需要划界）。然而须知，当我们仅仅就字面本身狭义地解释这个问题，立法之依据仍是伦理。那么既然法律这个东西可以让多数人来决定少数人的生死，由此想来，有些时候，我们所认识的普适的伦理，是多么暴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