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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物浦对三十年来联赛首冠的争夺已进入白热化。一路走来，这座城市已历经了如此之多的欢乐、希冀、绝望和悲剧，赢得这个冠军对它将意味着什么呢？
BY WRIGHT THOMPSON
05/01/19
那位教堂风琴师约我在安菲尔德球场外见面。她叫Anne Preston，前日刚在一场葬礼上演奏过，她把那场葬礼的册子也随身带来了，用以昭示一种既历史悠远又极其当下的存在。她希望我在看到这本册子后能明白：在默西河畔，足球与生死轮回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她和丈夫一起来的，我们碰头的地方介于达格利什看台与Kop看台之间——那座伟大的Kop看台。他去拿票，跟巴塞罗那的欧冠半决赛第一回合；她则拿出册子，和我讲述起一个家属的配乐要求。这个要求来自那位母亲本人。她儿子的葬礼册子封面印着安菲尔德，背面则是俱乐部队徽，为了纪念他，她要Anne将「你永远不会独行」融合进弥撒的伴奏里。这样的要求对Anne来说已司空见惯，对于利物浦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葬礼司仪与风琴师来说亦是如此。
在沿路半里之外的火葬场，主管说他们总是备着这首歌的碟片，Gerry and the Pacemakers的版本。 三分之一的家属会指名要放这首歌，另外三分之一则要埃弗顿的队歌。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的葬礼将足球作为仪式的一部分。
利物浦队歌也是婚礼的常客。Anne和她丈夫的第一支舞就是伴着「你永远不会独行」。在人生起步与人生终结之时，人们都会想听这首歌，Anne懂的。所以前日在圣餐奏响风琴时，她抓住了时机。尽管拍子有所放缓，耳熟能详的音符仍旧织结起这首歌最为著名的一句歌词。
前进吧，心存希望，你永远不会独行。
在这个关头追随着利物浦俱乐部是纯粹、扣人心弦、又令人压力丛生的。利物浦与曼城的联赛冠军之争已趋白热化，如果两队均赢得剩余所有比赛，那么曼城将积98分，以1分优势力压利物浦的97分——联赛历史上积分最高的第二名，也是所有赛季里第三高的总积分。任何队伍的球迷都会对这样一个亚军耿耿于怀，但对于这支一度主宰着英格兰足球、却在近29年未尝联赛一冠的球队的追随者来说，这种感觉尤甚。
1976至1990年之间，利物浦拿下了10座联赛冠军奖杯，随后1992年英超诞生，而红军却再未登顶，红军拥趸眼中的足球史与遍布世界的球迷们自此大为不同。曾经活在自己狭小空间里的英式足球逐渐被轰轰烈烈地全球化，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利物浦似乎被遗落在后，正如他们的码头繁荣也同样被留在了过去。经济与竞技的双重崩塌，在这座城市互为因果，交相映照。
去年利物浦挺进了欧冠决赛，却输了。又一次与奖杯擦肩而过，对球迷来说，既过于残忍无法背负，又叫人兴奋难抑憧憬。九天前，我开车从伦敦前往加的夫去看利物浦的比赛，在那一周半的时间里，利物浦和曼城双双拿下了各自的比赛，曼城凭借一个仅过球门线2.9 cm的进球以1-0取胜伯恩利。
这场争夺有多么接近就此可见一斑。
联赛仅剩2轮，周三利物浦将在欧冠半决赛面对巴塞罗那。红军有机会获得历史性的双冠，奠定他们重回世界足球之巅的道路，但同时，他们也可能两手空空而回。为了追寻这种紧张又充满希望的感觉，我踏上旅途。一路上，我发掘出一个足球俱乐部，它近乎完美地代表了它称之为家的那座奇怪城市。
在克洛普带领下，本赛季利物浦的一众巨星同时在国内与欧洲赛场竞争荣耀，萨拉赫和菲尔米诺就是其中两位
两个周末前，利物浦2-0客战取胜加的夫的比赛接近终场时，我走向停车场，那里停着搭载死忠利物浦球迷的车，当地人管那叫“客场大巴”。一度，利物浦人曾熙熙攘攘跟着球队环游世界；如今，剩下的六七辆大巴仍承载并维护着这个传统。三十年前，大巴数量要多得多，每一个街区都有自己对应的车，而现在只余寥寥无几，甚至每辆车都有自己的昵称：堪布里克，淘气鬼，文尼家，博肯黑德巴士，非正规军，等等。意大利人或许会管这些乘客叫极端分子，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工人阶级之子，来自利物浦最为典型的工人阶级住所，例如邮政编码为L8的街区，他们依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尽管也在逐步全球化，利物浦仍是各种亚文化的集合之处：吉他乐队与地下电气浩斯演出，滑板社区，足球，等等等等。利物浦这座城市的运转方式随邮政编码而变，有老街区的传统，也有新街区的规则。
一个体育记者朋友给我引荐了一名客场大巴的乘客。那辆大巴合并了过去三辆车的乘客。上涨的票价令许多曾经无论主客都追随球队的球迷无力负担。本地人抗议过涨价，三年前甚至有超过一万人唱着“你们这些贪婪的混蛋”携手退场以示反对。在比赛日，这辆车会绕着利物浦停三站接客。尽管已有十年共乘情谊，在前后车厢之间，仍有着一道看不见的分割线，仅有极少数乘客有资格跨过。那家伙提前给我发短信说他会穿一件粉色T恤，从本地滑板店买的，印有“失落艺术”的图案。死忠粉从不穿球队标志性颜色或者装备去看比赛。在过去，这是为了逃避警察检查；现在，虽然这样穿反会引起怀疑，这个规矩却被保留下来成为了球迷守则。
我找到了他，并问他是怎么应付未来几周的压力的。
“我们有得受了”他说，“我们会很挣扎的”。
他带我兜了一圈，百来个球迷笑着聚集在大巴之间，跟旁边盯着他们的警察开开玩笑。（已删：其实他们在大巴上藏着酒，不等出城半小时外是不会拿出来的。）“一般人肯定不知道这个，我们一贯属于非主流。”他说道。
没收到邀请你是不能上车的，就算拿到了邀请也是暂时的。有人曾邀一名滑板玩家登上大巴一起去加的夫，这是挺少见的情况，因为在利物浦这两种文化并没有太多交集。“虽然有差不多同样复杂的规矩，”他解释说，“但两者之间通常没什么交流的。”
他所在的大巴尝试了一次，但半路上，大巴领袖们觉得这玩滑板的家伙太自来熟、太目中无人了，便把车停在路边，将他丢在了高速公路上。就这么简单。他想必是违反了无穷无尽的戒律中的一条，或许是说错了话，或许是穿错了衣服。这阵子的服装标准是向80年代的足球流氓文化致敬：穿高阶设计师品牌，例如米索尼，纪梵希，迪奥……任何显得扎眼、与工人阶级气质格格不入的品牌， “600英镑的夹克，还有600英镑的科恩牌牛仔裤，”一个球迷笑着告诉我。
不久之前，利物浦客场大巴的制服标准还是高科技登山装，那起源于毒贩圈子里的习惯——在英格兰寒冷的西北部，他们觉得没必要让自己在公园里贩卖叶子时冻僵。这也就意味着，穿一堆North Face，成了一种时尚。好几年前有个球迷组织领袖被禁止去现场看球，但他已经买了太多高端装备，不知道该拿这么多买来的东西怎么办，于是干脆真的开始攀爬全国各地的高山了。
我的新朋友转身登上大巴。在他脖子上挂着一块金铭牌，是圣克里斯多夫像，旅行者的守护神。这是在他开始随队环游欧洲各地时，他母亲送给他的。
在金牌的背面她刻上了对他的祈祷：“保佑你”。
Gemma McGowan，40岁，利物浦本地人：“我这辈子都支持着利物浦。这就像宗教选择一样，要么新教，要么天主教，不能两者兼顾。在我们家里，支持别的队是不被允许的。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她内心的恐惧，源于跟她同样身为人母者的悲怮记忆，提醒着人们即使在这充满欢欣的一年里，过去的幽灵也从未远离。在利物浦，几乎每一个与我对话的人，都曾援引或回忆起过希斯堡，或许这是因为2019恰逢惨案30周年，并且期盼已久的事故责任人审判终于开庭，是蒙在这个神奇赛季之上的阴影。
多年来希斯堡惨案一直是多项法庭和政府调查、数不清的图书与纪录片、以及各种流言蜚语的主题。事件的真相，虽早在利物浦为人熟知，但受害家庭、幸存者以及他们的邻居们却历经了数十载抗争，才在最近将此化为白纸黑字无可辩驳的定论。
1989年4月15日，利物浦在谢菲尔德希斯堡球场的足总杯半决赛，96名利物浦球迷死了。“死”这个字尚不足以归纳那些球迷临终时刻的恐怖、害怕和痛苦。96个男人、女人和小孩在电视直播里被活生生挤压至死，而一手造成挤踏的警察和球场官员们却残忍地袖手旁观，想的不是救人，而是要如何把责任推卸给他们。最小的死者才10岁。
这场惨剧以各种方式触动到所有人。利物浦是个大城市，是的没错，但它同时也是个小城镇。我遇到过Peter Hooton，他是利物浦开创性摇滚乐队The Farm的乐手，而那天他就在看台上。另一个坐下来跟我聊天的家伙，从完全不相干的话题渐渐讲到那天他也在那里。当他描述起住在球场附近的一位天使般的女士是如何打开门，让他进去打电话报平安时，我俩都落泪了。作为一位母亲，她知道在他家里有另一位母亲正忧虑着自己的儿子是否是死者之一。他仍能回想起当听见话筒那头他的声音时，他阿姨快乐的尖叫，以及他母亲宽慰的哭泣。幸存者们都讲述着这样的故事——谢菲尔德母亲们敞开家门，催促利物浦男孩们赶快进来给家里打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通电话：妈妈，我还活着。
然而还有96支电话没有响起。
事故调查认为一系列原本均可避免的情况最终导致了生命的逝去。球场，没有获得安全委员会的认证。当地政府，因为1985年布鲁塞尔的海瑟尔惨案（看台被冲垮导致39人死亡，其中多为尤文球迷）而对利物浦球迷额外警觉，将之视作威胁。 警察，把所有人赶向一小组旋转栅门前，漏斗状的区域形成了瓶颈。数以千计的人，因而被迫要走同一条陡峭的通道，以去往球门背后的3区和4区看台。球场广播，要已经待在这两个区域的球迷往前挪，为后来者留出空间。当时分别与3、4相邻的左右两区几乎都是空的，但区域之间无路通行。 没有人指挥群众去往左右的空区，于是球迷们纷纷涌向眼前唯一可见的通道。
临近开场，栅门前的混乱变得肉眼可见，当时的警方负责人 David Duckenfield下令打开外面的大门以疏散球场外的人群。Michael Goddard警官通过无线电呼叫Roger Marshal警长，“打开大门，”下午2:52，C大门豁然大开，球迷纷涌而入。 球场的格局以及拥堵的瓶颈驱使所有人都不得不通过那条陡峭的通道前往3区和4区，于是已经在那里的人，尤其是前排的那些，就被挤压住了。备受喜爱的利物浦作家Kevin Sampson在其口述历史著作里精确重现了后来的情形，他本人当天就在球场里。这本《希斯堡之声》里的痛苦几将溢出，令我读到一半不得不放下。
3、4区的幸存球迷描述了草坪上的警察是如何毫无人性地眼睁睁看着他们的朋友死去。一位名叫Peter Carney的球迷已被卡得腿脚麻木，手在一侧动弹不得，只得集中精神保持呼吸，他身旁的男人已被生生挤到发青。他向一位警官大声呼喊打开门让他们出去，而那个警察无视了他。球迷们试图翻越铁丝网逃出去，但铁丝为了防范人群是向看台内侧倾斜的。每个人都大声嘶喊要警察打开门。警察们纹丝不动。 一位警官看向一个名叫Damian Kavanagh的球迷，还叫他往后退。积淤千年的成见在此刻浮现—— 这一切源于根深蒂固的英国阶级划分，工人阶级被视作该被关起来的牲口，而不是需要获得帮助的公民同僚。
终于有些球迷成功翻越了铁丝网，来到草坪边上。开始帮助别人。Kavanagh来到门前时，一个警察还把他往后推并谩骂他为“该死的娘们”。他没去理会而是逃开了。当他回到家，发现自己背上有一块手掌形状的瘀青，是他身后被压扁的人留下的。一位在伦敦消防队就职的利物浦球迷下到球场上帮忙急救。已死和将死的躯体布满了草皮。警察在中圈附近拦起一道警戒线，当利物浦球迷和一些急救人员忙于心肺复苏、扯下广告牌做担架的时候，他们大部分人则只是站着围观。这一切都被视频记录了下来。
部分球迷从看台逃出时仍活着，却被留在一边咽了气，而他们的亲人就在电视机前目睹了整个过程。一个叫Kevin Williams的男孩在临死前呼喊着“妈妈”，他的母亲 Anne Williams成为了要求当局问责的声音中最为强硬的那一个。 Sampson就把书的致辞献给了她。
随着码头纷纷被关闭，这座城市与权威伦敦当局政府之间纷争不断，1981年席卷了利物浦一隅的Toxteth骚乱就是其中一次爆发。
政府的掩盖行为几乎立马开始了，并通过各个渠道广为宣传。电台广播里说挤踏是由无票的利物浦球迷冲撞开大门造成的。是警方这么告诉他们的吗？这是个被说了无数次的谎言。
从一开始，他们的策略就是把责任推给利物浦。
怮痛的父亲和兄长们刚辨认完尸体不过几秒，警方便开始了聆询，问他们赛前摄入了多少酒精。一个警察冷冰冰地拦住一位想向兄弟吻别的悲伤男人，称那具遗体“归属验尸官所有”。
“他是我母亲的儿子，不归任何人所有！”男人怒吼道。
那个警察仍然拒绝了他的请求，把他推搡出去。终于在男人大发雷霆之后，他们让他进去了一小会儿，向兄弟告别，便又冷冷把他请了出去。
那男人对警察说，“明天我还会再来看他，还有后天，和大后天，每天我都会来，直到我们能带他回利物浦的家。他不归你们所有。”
战线就此划下。
一位警官后来在宣誓作证时，说他跟一位高层政客汇报利物浦球迷的行为时撒了谎，并且他知道那个人即将给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位本就很厌恶利物浦的首相作简报。他和其他许多人共同捏造出的故事版本最终以“真相”这个标题登上了英国八卦报纸《太阳报》的头版。
这篇报道指责利物浦球迷向正在救死扶伤的急救人员撒尿，发酒疯轰开大门造成了这场惨案，还从已断气的利物浦球迷同僚身上偷东西——这些都是英格兰对利物浦人（或者叫Scousers）的主流印象。“因为海瑟尔惨案的缘故，我们不是一般的工人阶级，我们是暴力、丑陋、可怕的工人阶级。”反《太阳报》活动家Paul Collins说，“忘记披头士，忘记那些喜剧演员吧，如今的Scousers是一群可怕的家伙。现在有96个人死在了一座球场。就让他们背锅好了。毕竟他们只是Scousers。”
官方叙事正在成型，如果不是因为96个家庭以及利物浦人民决定奋起反抗，官方将就此定论。
在一次纪念仪式上，同城死敌埃弗顿的主席Bill Kenwright向安菲尔德的人群致辞。他说他最近在一场利物浦的比赛中看到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你选错了城市挑衅，”看到这句话时，另一行字也浮现在他脑海里。
“你还选错了母亲挑衅。”他说。
数十年后，终获斗争胜果的次日，一位利物浦政客在议院发言，致敬96个利物浦受难家庭说：“他们排除万难，” 他嗓音发颤，“在可怕的灾祸面前保持住了尊严，展现出对失去的亲人无与伦比的深沉挚爱。他们真正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一面。现在我们必须反思为什么要让他们失望了那么久。”
无论联赛之争结局如何，看看他们的积分、进球与综合表现，这将是利物浦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赛季。安菲尔德的未来是光明的。
如今在利物浦，《太阳报》难觅踪迹。仅存的可能性都是些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渠道，跟卖黄片一样。大部分书报亭都在窗口贴着标识，告诉买家他们不出售这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无论是利物浦还是埃弗顿俱乐部都不会给这份小报的记者颁发采访证件。我跟本地组织“全蚀”的领袖Paul Collins在一条小巷的意大利咖啡馆见了个面。
“你就算找上一星期都找不到的，”他说。“把利物浦每一个书报摊翻遍，也不会见着。”
我请Paul来解释为什么他的家乡能在与政客、警察、媒体等如此之多的权力机构对抗中坚持这么长时间 。他讲到了希斯堡发生的大环境，正值一个糟透了的十年之末。与许多美国工业城市一样，利物浦在70年代受到了重击。它闻名于世的码头和仓库吞吐量逐渐衰竭，工人们逐渐失业。即便是现在，曾经堆满帝国战利品的仓库也已被废弃多时，空荡荡的躯壳内生长着都市森林，从砖墙与窗框的缝隙中窥出来。而1982年，一个叫Toxteth的工人阶级街区发生了骚乱，利物浦的绝境由此引发了全国关注。
“80年代的利物浦是崩溃屈辱的，”Collins说，“由于失业，罢工，骚乱，和其他种种，利物浦屈膝在地。”
Collins和我啜着咖啡，聊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一个找空座的老妇人过来询问是否能加入我们。他瞥了我一眼，问她说，“你对《太阳报》怎么看？”
“我可不会拿它脏了我的手，”她啐道。
我们望向对面一座老旧建筑上的壁画，画的是一幅黑白照，上面有群坐在喷泉边上的男孩子。这座喷泉就在附近，至今还在，Collins猜想这照片约莫是来自于1880年，那时候利物浦还是一座繁荣的港口。他看着那些脸庞，想到他们如今早已逝去，正如同那些消散的码头，以及消失的工作一样，而这座城市仍在这里。它的人民仍在这里，正是他们的声音在多年以前让安菲尔德Kop看台震动、轰鸣、咆哮，将它塑造成令人畏惧的存在。
Collins是一个利物浦球迷，经历过无数个Kop看台的下午；他随队出征土耳其见证了利物浦赢得上一座欧冠奖杯：那被称作伊斯坦布尔奇迹，从半场0-3落后到点球逆转胜出。“2005年那次我也在伊斯坦布尔，”Collins说，“那无疑是我们历史上最著名的夜晚之一。当时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塔克西姆广场。很大很大的广场。只有天知道到底有多少球迷聚集在那里，成千上万。到处都是旗帜标语，我一边走一边看上面的字，有些颇有诗意，还有比如戴高乐的演讲辞，挺狂热的。但真正吸引住我的那条写着，“该死的 Scousers又回来了。”那句话刺中了我。20年之后，我们回来了，重回欧洲竞技比赛之巅。该死的 Scousers又回来了。
安菲尔德门前的希尔斯堡纪念碑，烙刻着俱乐部历史长河中最为艰难的一天。
老实说，一想到隔天晚上的曼市德比，我也是这反应：该死的 Scousers又回来了。周三夜晚的那场比赛，利物浦陷入了诡异的情境，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最痛恨的死敌加油。曼联如若取胜或打平，那瞬间利物浦就会把争冠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了。那夜，一股寒潮侵入这座城市，雨丝打湿了安菲尔德周围的街道，小水坑里星星点点泛着街灯。
我去the Arkles酒吧找了张桌子坐下，从那里能看见安菲尔德。坐在我旁边名叫Frank的男人正在看本地报纸。他的右小臂上纹着YNWA。他就住在附近，除了我，酒吧里每一个人都住附近。报纸边搁着一杯健力士啤酒，没喝过几口。离开赛不到一个小时了。
“我叫这杯酒就是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他说。
角落里的一对情侣开了一瓶红酒。
一个男人在玩飞镖。
另一个男人躁动不安地绕着花纹眩目的地毯走来走去。
“埃弗顿球迷都支持曼城，红军球迷都支持曼联，”他大笑着说。“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Frank回家看球去了。随着球票价格上涨，不少昔日站满Kop看台的球迷，如今把他们的比赛日传统变成了待在家里或是这样的酒吧。那对品红酒的情侣也在开赛前15分钟离开酒吧回家看去了。
“加油，曼联！”离开前其中那个女人对旁边的朋友们喊道。
曼联开场错过了次机会，一个戴着利物浦球帽的老人狠狠拍了下桌子。18分钟时曼联与进球擦肩而过，有人吼道，“见鬼了，他X的，狗X啊。”
中场休息时，跟女朋友一起来的一个男孩咬着指甲。然后曼城得分了。
一位老人重重叹了口气，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酒吧持续安静了一阵，直到曼联错失一个必进球，有人手扶额头咕哝，“上帝啊。”坐他旁边的人则惊得用手捂住了嘴。
“你们的心在哪儿？”有人扯着嗓子嚷。“你们没有一点良心！”
“太屎了。”还有人说。
然后又恢复了寂静。
最后，大家都悄无声息走入了夜色，我想起他们的祖先，那些人来自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一手打造起这座城市，这个帝国，以及这种精神——“Scouse不是英格兰，”人们喜欢这样说——无论你是热爱利物浦俱乐部，还是厌恶他们，这支球队是作为他们自己人行走于这个世间上的，他们必然是那些三个世纪以来不断卸下工业原料、搬上制造成品、打造起这个当代世界的船员和码头工人的后代。我想到那些坐在喷泉边上的男孩们，想到Paul Collins，想到无论到底是什么在他心中支撑着他继续坚持这场战斗，那一定源于他的家乡。
70岁的Jimmy Lawless与他的女儿 Jayne。 Jimmy说：“1955/56赛季，我大哥是利物浦球迷，我妈妈叫他看球时带上我，于是从那时起我也成了支持者。我们现在（Jimmy和Jayne）对半分享一张季票，因为我们穷，买不起两张！”
利物浦充斥着左翼工人阶级活动分子，出售激进刊物的书店（同时也必然在柜台后面卖利物浦俱乐部相关的书籍），还有墙上贴着老旧苏联海报的地下酒吧。那种政治意识深深扎根于中坚球迷团体里，他们代表着这座以贫穷工人为基础的城市。所以，无论是为了探讨96个家庭和他们的城市缘何决定回击，或是搞清利物浦俱乐部为何常受敬畏与尊重，还是理解这个神奇的赛季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这段历史都是至关重要的。
送达利物浦港口的工业原料以及从这里运出的制造成品是大英帝国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对利物浦发展贡献最大的那样货品，却是非洲黑奴。从利物浦开出的船载满了在西非海岸广受欢迎的商品，在那儿倾销一空后，他们用卖得的资金换取满船的奴隶，然后开往美洲倒卖黑奴，再用那笔钱将船舱堆满食糖、棉花与烟草带回。臭名昭著的中央航路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它位于往返利物浦的三角航线的中间部位。根据David Paul令人着迷的著作《利物浦码头》，通常跑一趟运奴船就能获利8至10个百分点，巨富与强权由此而生。在1787至1807年之间，每一任利物浦市长都与奴隶贸易有所关联。本地的Heywood家族用奴隶交易中赚来的大笔大笔资金建立了一家银行。根据国家档案和BBC的记录，这家银行被多次收购几经易手，最终变成了Barclays银行的一部分。Leyland家族也开了家银行，同样被多次抛售、吞并，根据利物浦《回声报》的一份家族史资料，它最后被纳入了汇丰银行。
即便在奴隶交易被取缔之后，逐渐庞大的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仍继续让利物浦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在1820到1865年之间，英国有百分之80到90的棉花进口是从利物浦进来的。他们在这里造了那么多船，以至于Sefton公爵庄园里的每棵树都被砍倒了。 源自码头的韧劲儿感染着每一个人，甚至是音乐家。从利物浦首航的泰坦尼克号上那支著名的乐队就受雇于一间本地音乐公司。他们将演奏坚持到了死亡那一刻。这就是利物浦。
联运集装箱的发明令得港口的年货运量大幅萎缩，毕竟有了这个后整个仓储系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整个70年代就在码头装卸工工会的一次又一次抗争，一次又一次失败中落幕了。在1981年炎热的夏日，失业的怒火席卷分崩离析的利物浦，Toxteth街区爆发了骚乱。据现已解封的公共档案显示，当时国家财政部长的应对方式是力劝撒切尔放弃这座城市，让它进入“可控的衰退”。伦敦的部分势力想让利物浦就这样干涸下去，直至死亡。 为了反抗撒切尔，选民在1983至1987年间选出了一届强硬派社会主义者市政府，但工党却还是在内部排挤走这些人，用从大流听话的官员取而代之。这座城市自此再未原谅过远在天边的领导人。
“利物浦从来不指望伦敦能真正做些什么”，Collins说。“我们想的是美国，是爱尔兰。”你肯定听到过我们说：‘Scouse不是英格兰。’这话可以追溯回80年代了。我们以前常去温布利参加杯赛决赛，80年代中期我们去那里，他们会放‘上帝保佑女王’。我们就会高唱‘你永远不会独行’，盖过国歌。我记得年复一年电视评论员总会说，‘这些利物浦球迷，太不尊重人了’，说我们不尊重女王。 可她住在她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而利物浦还有许多人挣扎在温饱线上，就这样他们居然还希望我们唱国歌。”
整整三个世纪，是贫穷的工人在船上岸上干着危险的活计，才令投资的权贵家族赚得盆满钵满。而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去往希斯堡观看比赛，却发现同一批试图抹灭他们存在的权贵们竟开始污蔑自己对儿女的记忆了。也正是这些人决定奋起反抗，反抗警察，反抗政客，反抗媒体——这些在自己的背脊上扛起了整个帝国的利物浦工人阶级。他们已无法回到过去抗议曾经的不公，但这一次他们可以。这一次他们会回击，他们会获得胜利，并且在这过程中，这座被孤绝的城市的人民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4月26日，利物浦球迷前往安菲尔德观看与哈德斯菲尔德的比赛。开场15秒就打入首球，强势的红军最终五球大胜。
如今酷酷的利物浦Baltic三角区曾是一片废弃的工业荒芜。Dave Pichilingi的办公室就位于此地，我在那里与他会面。 他是“声音城市”音乐节的运营主管。我们坐在阁楼上，楼下有十几二十个年轻人正为一周后的音乐节做最后的添砖加瓦。
无数手指在笔记本电脑上翻飞。他办公室对门的街面上，有片克洛普的壁画，还有不少风格简洁明快的咖啡店、酒吧和公共活动空间。这座城市自己把自己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利物浦没有死。也没有什么“可控的衰退”。这座城市处处涌动着活力，Baltic三角区便是一个显著证明：这是一个生机勃勃、多元文化的现代社区，并且同时还设法留存了它原有的部落特质。世界上很少有其他地方能同时维系两者。
“Netflix在某个滑板公园的墙上涂了一幅广告”，Pichilingi提到。“才过四个小时，那些玩滑板的小孩就把它盖掉了，他们说‘想在我们的城市搞？没门！’”
利物浦是个国际化都市，利物浦俱乐部是家国际俱乐部，球迷群体之间因而有着天然的冲突。什么属于旧街区，什么又属于新世界？就像一位父亲对我说的，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凭什么却贵得我们负担不起？在这座文化灵魂源于深刻差异性的城市里，属于我们和属于他们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当地的音乐发展成为了连接这种割裂的一座桥梁。利物浦纯本地向媒体BOSS杂志开始举办观赛派对活动，为负担不起安菲尔德票价的群体提供了一处场所，以重振、继续掌控和定义他们的文化。他们管这叫BOSS之夜。有一次克洛普本人也现身活动，向他的新家致以认同，正如希斯堡那时的主教练肯尼·达格利什爵士确保了整整96个葬礼均至少有一位球队代表出席。达格利什自己就前去了多个葬礼，后来正是那些逝者的家庭努力促动了给他授爵的事。
本地电工Jamie Webster在Boss之夜表演的「Allez， Allez， Allez」成了一首现象级歌曲，这首歌现在在安菲尔德及世界各地不断响起。Webster自己也随队四处出征，用他的歌赞美本队，警告对手。
“我们是忠诚的支持者，”他唱到，“我们来自利物浦。”
常跟Webster赛前在安菲尔德周围同场演出的一位音乐人 Kieran Molyneux说，他一度很难接受那么多新球迷冒出来支持他的球队。“我刚开始去现场的时候，可没兴趣和不是本地的、跟我没有相同家庭背景的人打交道。 ”
后来他意识到他有三种选择。
一，不去现场，确实有人这么做，其中还有干脆建了个新俱乐部的，叫利物浦城市队—— 一个象征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政治观念的缩影，他们立志要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职业足球俱乐部。
二，还是去现场看，然后抱怨糟糕的观赛体验。
三，试着熏陶新人，给他们讲解他们所选择的这段历史。
他选择了第三种方案。现在，比赛日他在Sandon酒吧演出，这正是利物浦俱乐部的诞生地，离安菲尔德只有一条马路，他会在台上唱些老歌。而从全球各地赶来的人，会和来自利物浦老城邮编L4和L8的年轻人们站在一起大合唱。这样的集体空间对于其他球迷遍及世界的大球队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在工人阶级白种人主导的客场大巴上，每周上车的还有群锡克教徒。可相对于他们的异教信仰，大巴上的老派人士们其实更介意他们来自于伦敦。这就是经历了Toxteth，撒切尔和希斯堡之后淬火而生的市民团结：只要守得住规矩、尊重历史，任何人都可以加入这个部落。不向任何人低头。不看《太阳报》。不升大英国旗。做Scouse，而不是英国人。 29年来，当整个足球世界以为利物浦正在沉沦，它其实却在粘合自己、重振旗鼓，准备迎接一个美妙的赛季，就像今年这个一样。
“影响更大的是局外人身份：我们都是Scousers，所以我们共同进退，”Pichilingi 说，“勿论肤色，既然同为Scousers，我们就是一伙儿的。选择了支持利物浦，你就也成了精神Scousers。”
“真的吗？”我有些怀疑。
“当然是真的！”他强调说。“绝对的，绝对是真的。利物浦这座城市一直将自己视作是局外人。有时候利物浦与纽约的共通之处都比跟英国人的多。所以向往海那边的念头一直存在着。”
我最后去了附近一个藏在废弃仓库里的地下酒吧，那里卖一种撒切尔苹果酒——不是随便想点就能点到的，酒吧老板告诉我得用“死翘翘女士酒”这个暗号才行———虽时光已逝，但利物浦这样的城市绝不会淡忘。撒切尔去世后的第一场利物浦比赛，球场欢唱着“玛格丽特死了，死了，死了。”
球迷们纷纷展开旗帜。
“叮，咚，女巫死了。为96人伸张正义。”
“你撒谎时没想过我们，你死了我们也不会想你。”
“你选错了城市挑衅。”
酒吧老板的丈夫Tristan和他朋友刚从一段朝圣之旅回来，他告诉我在瑞士一个湖边他们装是在利物浦码头游览，迷幻剂可能也发挥了小小作用。 他带着一伙人一起唱那首老歌「默西河上的渡轮」。他和妻子尤其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
“男孩，无论你叫什么名字。我们绝不会背你而去。”
Tristan微微一笑。
“这是Scouser的精髓，”他说。
Lindsey是一名球队围巾小贩，她的摊位就在安菲尔德外：“我在这儿做生意已经有五年了；白天我是一个牙科护士。我28岁，这28年来我一直支持利物浦。这是我的家族传统，意义深远。”
我以前从未去过安菲尔德，在这个大风刺骨的周五夜，我提前几个小时来到了这片街区。无论是巴吞鲁日的老虎体育场，曼彻斯特的老特拉福德，还是阿兹台克体育场，墨尔本板球场，或者瑞格利球场，伟大的球场总会向其周围辐射自己的能量，创造出一个神奇的钟罩。球场门口的马路对面，一条贩售的围巾上写着这样一行字：“没有任何喧嚣能与安菲尔德的喧嚣相提并论。”
球场外，小贩们叫卖着配搭咖喱或肉汁的薯条和派。球场内，球迷们挤靠在一起，因为巨大的看台形成了风洞，使刚进来找座位的人感觉场内气温骤降。下方的媒体席上，球队提供了咖啡和热汤。
我走上看台时，场内正放着披头士的「辛劳一夜」。
我们找到座，融入人群。大家先是唱起了「你永远不会独行」，然后为刚过世的名宿Tommy Smith进行一分钟默哀。整座球场陷入了彻底的寂静，哪怕是客队球迷也没发出任何酒醉的口哨。安菲尔德的喧嚣是无与伦比的，安菲尔德的寂静也是如此。这座球场或许比其他任何球队都更懂得如何示以尊重，示以怀念。
比赛开始，对手是已确定降级的哈德斯菲尔德。
15秒刚过，凯塔就打进了一球。安菲尔德山呼海啸。
在接下来的89分钟里，利物浦持续压迫进攻，打入四球，无论能否赢得联赛冠军，他们展现出的内容足以令其球迷永远记住这个赛季。赛后的发布会如今也有不少国家大报来参加了，尤尔根·克洛普——他对俱乐部精神的传承，就如同曾经的弗格森之于曼联一样——微笑着走出来，面朝媒体坐下，将对手和自己球队都进行了一番夸赞。
他回顾了这个赛季至今。
“91分，”他摇着头。“太疯狂了。”
他讲到接下来的两周里，利物浦和曼城的每一场比赛都至关重要。在这个无与伦比的赛季，不管结果如何，他都为自己球队在重压之下的表现感到骄傲。无论他们最终是否会以97的高分屈居第二，克洛普的笑容和强大信念，令人相信这只是一个开端，而不是另一次终结。
“我们能做的只有赢下比赛，”克洛普说。“如果不够，我们也已经尽力了。命运是求不来的，你必须靠自己去争取。”
我走出球场，绕开水坑，拉上外套。雨下了起来。从大门外左转，我走向一条街外的Sandon酒吧。酒吧里铺着葡萄红地毯和白色皇冠脚线，人头耸动，我叫了一杯沃辛顿啤酒，漫步走向大厅，Kieran正在那里演出。 美国口音、次大陆口音和许多辨识不出的口音在我耳边此起彼伏。还有Scouser口音，所有人都聚集在这个房间里，跟着Kieran的演奏的老歌一起合唱，这首是歌颂贝尼特斯的「La Bamba」，那首是合着「Sloop John B」曲调的欧冠颂歌 ——“我们赢得过五次，五五五～次” ——Kieran弹着吉他，人群跟着和唱。
房间里洋溢着欢乐，这里有生而为红的人，也有自己选择而来的人，这里有熟悉老传统的人，也有正努力学习的人。未来两周里，希冀薄如纸鸢，失望若隐若现，但在这个夜晚，在这个空球场阴影下的酒吧里，一切均如遥远的港口般，被忘却在了身后。